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提速期，时代之变、格局之变、命运之变以亘古未有的面貌逐渐呈现。一方面，和平共进、合作共享的历史浪潮不可阻挡，携手同行、人心所向决定了前途命运必将光明；另一方面，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等故步自封行径危害至深，环境赤字、和平赤字、经济赤字正使得人类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2022年7月，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强调要努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有意义的进展。国内层面，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的致辞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相近、理念相通，都将造福全人类、惠及全世界”。这一重要论述将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就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摸索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等重要职能，在应对赤字挑战、填写时代答卷、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标准、高质量、高站位的发展，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利于满足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而且能够满足高校本体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三阶跳”，更多潜在群体得到高层次的教育机会，显著丰富和提升了受教育者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但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张也超出了常态化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创新能力低、学科设置趋同、资源供给不足、“五唯”教育评价等问题屡见不鲜，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要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新主题、新方向，表明了国家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唯有以可持续的标准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才能更快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系列目标。那么，如何通过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来谋求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
基本认知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探索得出的、深入事物本质层面的普遍共识。可持续发展具有前沿性、持久性和主动性等特征：前沿性是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愿景是新颖的、未实现的；持久性是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周期是长远的、持续不断的；主动性是指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和主动作为。基于此，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其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需要对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
从辩证法的视角分析，“可持续发展”无疑是相对“不可持续发展”而言的，两者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如果说不可持续发展导致“青山缭绕疑无路”，那么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就是“忽见千帆隐映来”。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经济社会活动中资源是否永续性索取、利益是否无限扩大等问题的讨论，以及人们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问题的忧虑。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系统并不是无条件地存续的，人类无止境的经济活动不仅不能强化人类生存系统，还会对该系统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人类在其发展历程中，经济活动往往接近甚至超越了生态环境系统所能承载的“度”，这就必然导致生态问题甚至导致“不可持续”，也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原因所在。换个视角来看，词源上“可持续发展”由两个单词组成，其中，“可持续”(Sustainability)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源自拉丁文中的“Sustinere”，意为支撑、保持和源源不断，仅表示中立性的运动状态，而“发展”(Development)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进步和变化，重点描述事物的向好趋势。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发展考虑为一个整体，并强调在满足当下人类需求的同时，为未来留下一个可持续、更加美好的世界。
虽然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思想却由来已久，如《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中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齐民要术》中的“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等均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素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今世界的看法不可同日而语。工业革命后期，人类进入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也带来了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日益严重而孕育出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并逐步从环境学向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渗透。从环境学的角度讲，以莫奇(Christof Mauch)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源头回溯至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萨克森兴起的森林可持续产量理念，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源头回溯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时期，世界环境保护日也诞生于此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将可持续发展表述为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前提下，从资产中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皮尔斯(David Pearce)等在《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将其定义为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教育起到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纽带作用。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人为本，而人是教育的主体，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使高校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同频共振。简言之，可持续发展的内核是持续的、发展的、运动的，新产物之所以能够替代旧产物正是由于新产物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向好的发展前景，其中就体现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认知。
政策制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政策话语直接反映了国家的意志。通过国内外的共同努力，高等教育政策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话语。高等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一国内部和各国之间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而转变价值观、态度、技能和行为的关键工具。在国际层面，官方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7年联合国公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文件中，该文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主要群体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主要群体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挑战和危机的发展。该定义旨在平衡经济增长、文化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制定了17个全球性目标和169个子目标，多数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如可持续发展目标4指出要助推优质和包容性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2022年5月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主题是“重塑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未来”，规定高等教育要“抱团”发展、绿色发展以及数字化发展。通过梳理时间线，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由早期的环境教育逐步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教育，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1994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当前教育内容和方法并不适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要，且教育经费不足是关键制约因素。该文件主要聚焦教育能否满足外在需求，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降到次要位置。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也应持可持续理念，只有实现内外部结合才能保持高等教育的永续发展。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学习型社会、基本达到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目标，涉及教育的内外部发展规律。此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更是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背景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完美衔接，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态度、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系列政策话语推动着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深化，进一步丰富了其基本认知，相关议题也受到各界的广泛重视和普遍关注，诸多学者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作为不言而喻的概念加以阐述和运用，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归宿并非高等教育，而是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为工具推动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手段之一，本身兼具理想性、现实性、时代性等多重特征，时刻都在被要求对中国式现代化负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智慧源泉。为谁负责就要受谁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就是研究如何推进现代化，新发展理念首当其冲，它既包含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也强调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成效。由此推出，新发展理念尊重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规律，我们可以探索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框架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出于对目前国际秩序的担忧。长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主导国际秩序，取决于它能否对系统性危机提供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实力本身不会带来领导力，而需要看能否赢得未来。美国正处于国际领导力的衰退阶段，并在公开场合将我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企图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多领域对我国施压与围堵，我国则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和平方案，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和补充。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随即提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许多领域开始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现代化，是直指未来的现代化，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变道超车的根本靠的是人才，这些均需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方面，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在历史长河中，高等教育不断破解人类社会遇到的各种难题，不断扫除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障碍，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文艺复兴时期高校诞生到现在，那些具有标志性的企业和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唯独高校依然恒久且熠熠生辉，可以将此比喻为“物是人非”，也正是“人非”衬托了“物是”的可持续性。世界各国均认识到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推动高校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其中就包括德国的“卓越战略2025”、日本的“世界级高校计划”、韩国的“未来创造计划”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体现。与西方文明在哲学和政治传统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同，中华文明最初就表达了可持续的天下观，和谐、共生是其内在根本，历史在呼唤一种崇尚“共同价值”的新型文明之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倡议深刻回答了未来怎么走、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形态，必然包含高等教育的新形态，时代赋予了高等教育诸多重任，均需要以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为基础。
在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面临着主要矛盾和经济社会格局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基础的抬高，既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求，不再具备可持续性。那么，更先进、更适合、更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什么？我国在长期的经验总结中提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讲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道路。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是在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下，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和整体规划，旨在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向前和社会长足进步。从价值取向上看，新发展理念不仅指向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更重视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这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相通和相互交织的。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具体遵循，对破解阶段难题、满足多元需求、凝聚发展优势进而实现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实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可持续发展。这五大维度既分解了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特性，又有机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活动中。
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推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框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是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我国在国际化进程中所追求的包容、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繁荣是一致的。然而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对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绞杀”和“卡脑子”等技术垄断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与产业竞争能力的提升须以人的创新能力提升为前提，而人的创新能力培养在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二是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矛盾之一就是人们持续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与学科建设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当下不少高校没有学科建设的统筹规划和战略思考，以专业建设或项目建设代替学科建设的现象屡见不鲜，学科建设传统化、趋同化倾向比较突出，要解决此类矛盾就必须重视学科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三是高等教育的绿色发展。不管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均需将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直接挂钩，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就要积极开展绿色评价，绿色评价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永续目标。只有将绿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底色，才能正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总体方案》)就表达了“五唯”是技术至上的评价观，是以效率为中心的评价观，这种评价观阻碍了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四是高等教育的开放发展。开放推动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高等教育具备多大竞争力的重要表征，我国高等教育要建设顶尖大学就必须坚持面向全球和立足国内相结合，积极服务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全球化发展进程不会因少数国家的“退群行为”而停止，我国既要自觉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渗透，也要坚定在中国式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五是高等教育的共享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共享更多体现在资源方面。高校作为极度依赖资源的组织，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经费资源等均是有限的，必须合理分配和共享这些资源。集群发展思维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集聚程度较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成为制约高校整体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因素。实现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是打造高校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潘懋元先生曾指出，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行为观及主体参与、协调互动、整体共进等原则来解决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我国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聚焦体系建设，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环境和发展动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新发展理念正是落实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科学指南和行动框架，凝聚着体系的含“金”量和发展的含“现”量。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归根结底是把握可持续发展新常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结合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体现为服务国家战略“急”、学科建设“平”、教育评价“唯”、国际化发展“弱”和资源供给“低”等问题。
高等教育兴则国家兴，高等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一个国家的强国之路均是先打造教育、文化中心，然后打造科技中心，例如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始终强调“永驻前沿”，催生了近八成的新兴技术产业，高等教育体系也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了独特的创新嵌入性和时代引领性。作为兴国强国的战略“重器”，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结合点，虽然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显著，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处于第11位，但是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研究维度仅居全球第20位，呈现人才的创新效能滞后于国家发展。世界科技发展史也充分表明，不论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还是任何一次的工业革命，高等教育始终是科技的主要诞生地。一个国家唯有建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才会有高精尖的科技实力、高质量的现代化人才、高度文明的现实社会，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重要载体，需要培养能服务国家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如此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学科是高校的立足之本，学科建设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没有高峰的学科就没有高峰的高校。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学科建设“平”的短板，学科建设长期走在国家政策以及经济社会的后面，没有实现学科自立自强，更遑论高等教育的自立自强。学科建设“平”的主要表征是平原式和丘陵式学科多、高峰式学科少，诸多高校的学科建设思路是贪大求全、建综合性学科群，殊不知建设高峰学科需要独辟蹊径，瞄准学科特色、符合建设规律。本研究通过考察2023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现，我国大陆仅有4所大学的9个学科入围59个学科的前10，即工程与技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清华大学)、建筑与建筑环境(清华大学)、艺术史(清华大学)、材料科学(清华大学)、古典文学与古代史(北京大学)、语言学(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管理(武汉大学)、艺术与设计(同济大学)，学科前5的只有清华大学的艺术史(第5名)。可以看出，高峰学科主要分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高校，且未有一个学科处于世界第一水平。所以，推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既要关注学科建设的内部品质，注重学科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和凝练优势，增强可持续性；也要及时调整学科布局，关注学科的应用价值和未来前景，抢占可持续发展先机。
近年来，教育评价改革开始向纵深推进，《总体方案》的出台加深了人们对教育评价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五唯”弊端及其危害的认识，但教育评价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却总是面临重重困难和阻力，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主体上都显示出较严重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机械化、指标化、绝对化的评价方式依然占据主流，“五唯”的根基依然稳固，研究者不得不跟着热点“走”、按照套路写，抹杀和背离了教育实践的本质。高校要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客观量化的数字指标是教育评价科学化的有益探索，其能够有效降低评价与管理成本，提高评价效率，也要明确高等教育是以知识为原材料、以人为主体的，评价体系中可量化的指标极其有限，没有围绕人的发展进行评价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教育评价本该是一项耗时耗力的持续活动，保障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品质，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成了“负重型评价”。评价对象疲于应付、评价过程形式化，教育评价注重规范性、系统性而忽视了评价的对象是人，人性化不足严重限制了评价效用的发挥。绿色教育评价的本意就是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充分考虑到“人”的延展性，帮助破解教育评价中“唯”的问题。
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依托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重要的是实现与国际接轨，推动国际化发展。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缩小差距的重要方式，高等教育国际化证实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定调没有改变。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成果显著，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海外在学人数达到108.8万人，较2000年增长近7倍，出国留学人数也由2000年的3.9万人升至2019年的70.35万人。但是仅仅去海外留学并不代表国际化，而是要看学到了什么，应该在本土化背景下考虑国际化的概念。所以说，国际化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单向度交流，“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本身就来源于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选择，认为由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教育经济文化体系很容易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形成没有根基的可持续。我国要推动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具有本土特色和双向交流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注重将本土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特点融入国际化进程中，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土化。同时，我国也要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向国外传播中国的教育成果和经验，坚定在中国式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没有充足的资源总量和合理的分配机制很难推动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建成全球第一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参见教育部官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00年的12.5%跃升至2022年的59.6%，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由1175万人上升至4655万人，全国共有高校从1911所增加至3013所。在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基础上提升质量，其挑战性和改革力度可想而知，而且高等教育肩负着实现高质量发展、产出颠覆性成果、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的时代重托，不仅需要资源的持续投入，而且要加大投入力度。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来说，我国资源供给总量依然不足，虽然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占GDP4%的目标，而近10年却长期保持在4.0%～4.3%且总体处于下降趋势，已由2012年的4.28%下降至2021年的4.01%。在资源分配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中西部高校数量已经占据全国总数的57%，在校生规模占据全国总数的57%，而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失衡始终是困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而引发人才资源、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失衡等问题。高等教育可持续不是某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而是整体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实现区域层面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共享是可行之策。
教育体系指代一个国家各级各类教育组织的有序分布或各种教育要素的有机组合，具有相对完整性、内部协调性和适应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动性。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涉及多领域、多主体、多业态。理想情况下，建设可持续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应囊括尽可能多的要素，顾及尽可能多的需求，但现实却不存在绝对全面、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针对特定阶段、特定维度而言，如何建设需要结合重点维度和阶段性需求，做到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为此，我们依然要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努力方向，以新发展理念为行动框架，在有效应对既有挑战的基础上建设相应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高校的服务社会职能不仅要实现与企业的对接，还需要满足自身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后者更为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教育、科技、人才摆在了空前重要且同等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火车头”，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升自身的原实力、硬实力、锐实力。具体到行动上，一是实现战略对接，加强基础研究。落后就要“卡脖子”是我国基于形势研判、实际教训的总结，科技创新是突破他国束缚、形成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主体，我国九成以上的基础研究资源集中在高校，五成以上的国家实验室、六成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三成以上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都集中在高校。高等教育要做到“四个面向”，聚焦空天信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领域，确保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做好社会服务，加强产教融合。高校与社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两大引擎，当下大多数科技创新成果出自社会，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社会，高校逐渐由社会的中心者转变为社会的边缘者。俯瞰世界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史，不管是“硅谷模式”“MIT模式”还是“曼哈顿计划”，高等教育总在不断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我们需要集“人”之所长，鼓励高校和社会组成联合研发团队，凝聚研发合力，共同投入先进技术的研发与转化中，让高等教育成为解决科技攻关难题的重要阵地。
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前沿的激烈争夺使得我国所面对的战略难题与先前完全不同，高等教育不仅需要“1—99”的累积型人才，更需要“0—1”的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可持续代表着学科可持续，学科可持续又代表着人才可持续，不管是培养累积型人才还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均需要优化学科设置、延续学科活力，进而助力高校的长足发展。从当下高校的自身定位来看，高校的学科设置及其比例构成存在失调现象，其中，传统学科的比例相对偏大，面向当下和未来急需的纳米技术、新能源、海洋工程等前沿学科的比例相对较小。《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下文简称《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设置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在此，我国可长期聚焦重大战略和产业转型需求，在学科设置上进行深入探究、科学规划、稳步调整，重点培育一批前沿学科、新兴学科、未来学科，提升短线学科的招生比重，减小长线学科的招生比重，支撑整个学科生态系统可持续健康发展。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新发展理念的方向推进，知识正由分化走向融合，国家和企业发展遇到的关键难题也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知识的支持，交叉学科已经成为高校学科设置的重要趋势，也是学科实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因此，高校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设置一批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交叉学科。《改革方案》所布局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基础学科建设均需要相近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而构建综合性的学科学习体系，达到“1+1＞2”的效果。
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活动，评价体系决定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图景。人是评价的主体，也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应确立以人为本、具有可持续性的评价标准，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纠正“五唯”观念。人才成长有规律可循，培养人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活动，短期内的立“五唯”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造成人才培养过于追逐“短平快”，破坏了绿色发展理念，引发了各种不可持续事件的发生。破“五唯”的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凸显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长期性，纠正将评价的工具化要求和人的品质相对立的短期观念。二是进行增值评价。阿什比(Eric Ashby)认为，每所高校均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都在传承自身基因的同时不断适应外界变化而实现本体的进化。高等教育的绿色发展重在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知识、能力以及价值观等培养效果显现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如果仍然将人才培养局限在“五唯”并努力拔高，只能快速成长一批论文“机器”、专业“写手”，不可能在未知领域有真正突破。高校应关注人才的未来潜力，只有进行长效增值评价，才能有效挖掘中青年人才，实现人才队伍的接续发展。三是突出社会贡献。根据《科学技术指标2020》，我国早在2016年时发表论文数已经处于世界第一，前10%论文数居世界第二，但在论文成果转化方面却处于20名之后，说明论文产出的社会贡献力不强，“唯论文”现象仍然占据主导位置。绿色的教育评价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凸显高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彰显对国家重大战略、经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实际价值。只有建设人性化、长效化和效益化的评价体系，才能说是绿色的、可持续的评价体系。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加深和现代化的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要正视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差距，建立更深层次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系。《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强调，要把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这一指示明确了我国要继续落实对外开放不动摇。高校只有秉持对外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与国际高等教育多对话、多来往，才能在高等教育交流中不断提升国家形象。当前，“逆全球化”风潮涌动，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蕴藏着丰富的外交潜力，这些潜力的激活和开发可以提升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成效，进而推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走得更深、更广。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可以通过与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知识分享、文化交流和互利合作促成各国高等教育对命运共同体目标达成普遍共识。如2015年我国部分高校牵头组建了“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涵盖了美洲、欧洲、非洲、亚洲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126所高校；2016年我国9所顶尖高校与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澳大利亚8校联盟以及英国、美国等高校签署《上海宣言》。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为推动高等教育中国化、打造高等教育中国“名片”创造了机遇和可能。在对外交流方面，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依旧是人才交流，应坚持“走出去”“回得来”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拓宽“二次外交”渠道选派国内优秀的师生参与访学、联合培养、继续深造。同时，我国应多举措吸引急需人才回国、回校，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等方式尽可能实现出去一个、学成一个、回来一个，实现由“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向“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转变。
高等教育发挥着人才引领、科技自主的先导作用，需要提前布局、破旧立新，这均需要资源的持续供给。从比较视角来看，高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均值长期超过5%，英国、瑞典等国的比重更是超过5.5%，资源供给的多少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能走多远。我国应在已有条件下尽可能扩充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总量，提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曾指出，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不能完全支撑普及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经费，除非社会主体再转移用于国家发展各个领域的资源。鉴于此，高等教育资源获取不仅需要长效的保障机制，还需要扩展来源渠道，鼓励高校依靠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通俗来讲就是向社会引资，使得社会资助额度尽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上涨。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在持续扩充资源总量的同时，如何聚焦资源合理分配、提升分配效率更为关键。中西部高校特别是边疆高校，不仅承担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常规服务，还兼具政治任务、民族任务等特殊使命，而目前其仅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基本需求，未来仍然需要继续细化、深化和实化“高校对口支援计划”的内容和行动，在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然，构建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的资源均等分配，而是遵循分配正义原则，让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在有限条件下均能获得最优分配，从而建设既存有差异又协同共进的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体系。
文章引用：刘振天,赵志强.可持续发展：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意蕴与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4):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