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而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甚至取决于现代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科学运作，以及包括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职能的进一步深化。
传统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区分主要基于大学职能演变的历史发展逻辑。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到18世纪末，大学仅具有人才培养职能。19世纪，科学研究活动开始进入大学并与教学逐渐结合，大学由此具有了科学研究的职能。在这两个阶段，大学是经典的“象牙塔”组织，它不与社会经济和企业生产发生直接关联，更不存在知识生产成果和研究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情况。一般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大学被称为传统大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办学思想盛行，开始将社会服务职能融入大学办学实践，从此大学活动突破了“象牙塔”的围墙，开始与社会经济、行业发展和企业生产等发生直接关联，研究成果也开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仅仅“为知识而知识”。一般认为，具有完整三大职能的大学即为现代大学。现代大学作为培养专门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和提供社会服务的学术组织，尤其是依托其科学研究产生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变革，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并以此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继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一，现代大学通过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慧支持。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而劳动者的思维、知识、技能、创造力和行动力来自其接受的教育教学活动及其专业训练，或者说教育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对此，马克思曾有重要论断，“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即教育通过生产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劳动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一定是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行动能力的高级创新型甚至研究型人才。这种劳动者就是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和专业学术训练，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发展的甚至专门的劳动者。大学教育和专业学术训练，就是高级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显然，现代大学具有高深知识的逻辑基础，经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实施，生产出的劳动力必定是高级创新型或研究型劳动力，更能为新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慧支持。
其二，现代大学通过科学研究、科技创新锻造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我国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实际提出的重要论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现代大学，作为科学知识再生产的组织载体和重要依托，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继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必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而每一次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又将进一步推动科技革命的新突破。纵观人类科技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洲的转移过程，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呈现出了多中心的新趋势。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的研究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他发现，世界科学中心每隔8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转移，已先后出现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5个科学中心。实际上，这5个国家都曾因为科技革命的发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且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转移与科技革命发生、科学（科技）中心的转移呈现出极高的相关性。现代大学本身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组织，通过生产高级创新型劳动力和开展科学研究，一方面为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提供高层次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本身也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产生，显然有助于生产力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其三，现代大学通过变革知识生产与获得方式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大学教育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知识传授和专业学术训练培育人的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并进一步通过科学研究超越原有知识体系框架实现知识的再生产，获得更多更新甚至跨学科的知识。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研究方法与工具等的急剧快速发展，使得知识生产的范式和获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知识获取与增长方式的变革催生了新知识观。新知识观的提出及其背后的现实推力，使得高等教育及现代大学对人的培养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向，更加重视“提出问题的能力、分辨信息质量的能力等认知能力的培养，注重知识生产能力或者参与知识生产过程能力的培养”。现代大学通过变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与获得方式，实现对海量知识的提纯整合、深度加工、多元多向链接和内部结构的重组，进一步锻造和铸就人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性知识，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我们经常听到，高校是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和孵化地，因为它是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且拥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和先进的科研设备。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与培养，即为上文所述的大学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是高级创新型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大学拥有大量科研人员和先进的科研设备，即为上文所述的大学本身就是开展科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学术组织和单位。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逻辑基础，才能找到现代大学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是进一步加大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对大学自身来说，可能更需要关注如下问题：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力市场人才总量和结构的预测与变化、学科专业如何优化设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和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调整等方面。 二是及时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大学要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市场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结合教育部新专业设置与申报政策，进行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探索与交叉学科、新兴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材料、新动能等相适应的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把办学资源更多地投在这些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学科生长点上。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这方面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设置规划。 三是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国大学需要重新定位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并更新课程体系，注重如下方面能力的培养：（1）数字化能力，涉及数字意识、数字素养、数字化制造、高度数字化及应用；（2）大数据治理能力，涉及大数据分析、数据资源整合、推进大数据革新等；（3）算法算力，涉及人工智能、智能化生产与应用、云计算等；（4）网络化应用升级与优化能力，涉及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首先需要遵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大教育观，着力促进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把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企业运作、科技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需更加重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做好“强基计划”招生与人才培养工作，着力办好各种工科理科实验班和创新实验班。 四是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通过有组织科研管理范式做好跨学科研究，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领域发展，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另外，大学可能还需要注重新质生产力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应用，通过学术交流、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五是积极推进“政产学研社”五位一体协同培养创新体系建设。各大学可基于学校的类别和层次，积极构建符合自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政产学研社”五位一体协同培养创新体系；注重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依托产业学院做好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依托该协同培养创新体系，努力开展与产业企业运作、政府战略需要、研究院所发展、社会关切等相符合的各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