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诗人的信》是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于1903—1908年间写给年轻军官卡卜斯（后成为诗人）的书信集。这些信件，是一位大诗人写给另一位未来诗人的文字，其中没有正面谈及教育，但我一直把它当成一本教育书，甚至“生活教科书”来读。它比许多教育书更影响着我的职业，启示着我的人生。
走向内心 回到课堂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十五六年前，我从某教育学者的书中读到里尔克这句简短有力的句子，瞬间就记住了。为了找原文出处，我买来不少里尔克的诗和散文、小说，《给青年诗人的信》便是其中之一。但那时，我还年轻，感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前方等着，根本无须什么“挺住”，只要不“停住”就行。我对书信集是无感的，随手翻翻而已。第二次打开它，已是五六年后。
2010年，我担任学校德育处主任，兼高三年级的负责人和语文教学，压力与负担可想而知。但这不可怕，最不堪忍受的是繁杂的行政事务。我日甚一日感到“委屈”和无力，好长时间，独自纠结挣扎。所幸，尽管如此，我始终未放弃阅读和写作，它们是我漂浮在无边海上的一根木头。
一天，我在书架中偶然碰到了《给青年诗人的信》，这本又薄又小的书，被挤在一大排书中间，已经很久了。目光触及书名，若干年前读过的那句话蓦然出现了：“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霎时一道闪电划过我的天空。我早就查过，这诗句并不出自《给青年诗人的信》，但我仍伸手抽出书，像握住一只久违的温暖的手。我坐到书桌旁，第二次翻开它。
1903年，还在军官学校就读的卡卜斯向著名诗人里尔克诉说生活的“压迫之感”，里尔克回信告诉他，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压迫感“到处都是一样”，必须“居于寂寞”，不要受外界迷惑，也不要企图通过无聊的社交去消除它。接着，他建议卡卜斯：“如果你在人我之间没有和谐，你就试行与物接近，它们不会遗弃你；还有夜，还有风——那吹过树林、掠过田野的风；在物中间和动物那里，一切都充满了你可以分担的事；还有儿童，他们同你在儿时所经验过的一样，又悲哀，又幸福——如果你想起你的童年，你就又在那些寂寞的儿童中间了。”这些句子，有如清风吹拂过阴暗的心头，我一遍遍朗读着这些诗性又深邃的句子，心底渐渐亮起微光。
卡卜斯对自己的诗作缺乏自信，里尔克对他说：“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自己：我必须写吗？”里尔克回答的是写作问题，但此刻，他“走向内心”的劝告与“我必须写吗”的追问，却无端地触动了我。我不由得自问：这几年来自己所承受的行政工作，是“我必须做吗？”我的个性适合它吗？不！那么，我最正确的做法是：回到课堂，回到儿童中间，从这里而不是别处，去体验学生时代的“悲哀和幸福”，这才是我“内心的工作”，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世俗潮流裹挟着，去做各种不情愿的事，折磨自己，虚度光阴……
两天工夫，我仔细重读了《给青年诗人的信》，体会到冯至先生说的“往后我们读这些书时永远是个惊讶者”的意味，也看清了自己职业的方向。
从此，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不再离开过我的案头。直到两个月前，发现另一家出版社出了大开本的《给青年诗人的信》，也是冯至先生的译本，我买来换下已被各种色笔涂鸦得凌乱不堪的旧书。
以人去爱人 以人去爱“己”
在不同的信里，卡卜斯向里尔克诉说着情爱的苦恼，里尔克都耐心而坦诚地一一回复。里尔克写道：对待情爱，要有敬畏心，也不要被它迷惑；在“性”中，“超越一切的也许是一个伟大的‘母性’作为共同的渴望”。这种母性，在少女、年轻母亲和老妇的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在男人身内也有母性，无论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生产……”另一封复信中，里尔克写道：“爱，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予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多年来，每次读到这些话语，我总不由自主地联系起教育——教育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创造和生产呢？而好的教育一定也是母性的，需要“以人去爱人”，即把每个学生当成人。可从教以来，我是否能把每个学生看成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为自己获取名利的符号，或别的什么工具？
很庆幸，在我走上讲台的第11个年头，一本书——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进入了我的视野，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教育的田野上，分数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语文课堂上，除了ABCD冰冷的选项之外，还有美的文学、深邃的哲思、喜怒哀乐的情感；课堂之外，更有广阔的生活、千姿百态的人生。所有这些，都是语文，都是教育。“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也是一切教育的目的。
读到“以人去爱人”几个字，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张苏霍姆林斯基与小学生的合照：他坐在椅上，几个小学生围在身旁，其中有个微笑的小女孩，右肘自然地放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左肩……在《致未来的教师》一文中，苏霍姆林斯基说他常收到师范生的来信，而几乎所有的信都提出一个问题：在教育工作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苏霍姆林斯基答道，他对这问题已经思考了32年，回答它并不容易，因为在他的工作中，没有哪一样是次要的。“不过，教育工作毕竟还是有个核心的，”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作为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还时常提醒教师们：并非所有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想到苏霍姆林斯基这番“提醒”，我有时不禁感慨：今天的校长，还有多少人还愿坐在学生中间，而孩子们把信任的小手放在他的肩头？
爱是艰难的，但“以人去爱人”，才是真正的爱，也是更艰难的爱。为此，里尔克说，爱必须通过学习，“用他们整个的生命、用一切的力量，集聚他们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
关于“爱”的话题，里尔克还向卡卜斯强调，爱不是使人迷失自我，相反，要在爱中成全自我。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失掉自己，同时也失掉别人，并且失掉许多还要来到的别人，失掉许多广远与可能性”，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爱。他告诉卡卜斯：“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献身……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有所完成，去完成一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尔克的话暗合了我内心对教师职业的看法：热爱教育工作，但不意味着必须在工作中“失掉自己”，教师应当在成全学生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建设自我，发展自我，成就自我。后来，我在做民国教育研究时，从钱穆先生的经历中，也加深了这点认识。钱先生从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员，到登上北大、清华讲坛，以至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即印证了里尔克所谓的“爱的要义”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三年前，我终于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回归做一名单纯的语文教师。从此，多了些余力去从事我喜欢的民国教育研究。这是我对里尔克“以人去爱人”的另一层解读——以人去爱“己”。
建造心中的“神”
三年前的一天，年轻教师L发来微信，诉说她在学校里亲历的场景：学校举办元旦文艺演出，因场地有限，只允许高一年级部分学生前往观看，领导挑选快班学生参加，而慢班学生待在教室里自习，等时间到点才能放学。得知情况后，慢班学生情绪激动，L只能尽力安抚。微信的最后，L抛给我一个问号：王老师，为什么你10年前批评的教育现象，如今依然存在？
我想起10年前的一段往事。2008年，学校举办一场“文艺联欢会”，也是会场座位有限，年段学生无法全员前往观看。当时我是年段的负责人，为公平起见，拟采取抽签方式决定哪些班级参加，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校领导要求年段只选表现好的快班学生前往。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学生的匿名信，表达了慢班学生的不平。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把整个过程和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在省内某教育刊物发表，曾引起一些校长和教师的关注。
时隔多年，当年那一届的学生L早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竟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读着她给我的信，仿佛读着10年前那名高中生塞进我抽屉里的匿名信，心情一样沉重。
沉思良久，我回复L：教育的进步，如同社会的进步，哪怕一点点，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唯有忍耐，才能看见未来。你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平等对待学生，关爱学生（就像你今天做的），进而去感化周围的人，这就是胡适先生提倡的“得寸进寸”。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但对未来我始终充满信心，我相信，社会总要往上走的，因为人性有光，文明是一种力量。
第二天，翻到前一晚与L的来往信息，心绪依旧难平。我突然记起《给青年诗人的信》中的几段话，随手打开书就找到了，每个字似乎都是为我而写的：
好好地忍耐，不要沮丧，你想，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我们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会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为艰难。
像是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没有光彩的事物开始（只要是由于爱），我们以工作，继之以休息，以一种沉默，或是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伴单独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
在这封信里，里尔克希望卡卜斯努力去建造的这个“神”，在我心目中，就是“信念”或“信仰”的化身。它无关乎宗教，却与我的职业生活乃至生命状态息息相关，拥有它，无论置身于什么环境，我都心怀一份前行的希望。
今年8月，女儿即将返回深圳教书，这是她入职的第二个年头。新手教师最艰难困苦的第一年是挺过去了，但教书工作，是没有完全轻松容易的时候的。想到当下教师职业遭遇的种种困难，想到女儿骨子里的某些“浪漫基因”，我仍担心她会有所不适应。于是在女儿临行前，我拿出新的《给青年诗人的信》送给她。女儿接过书，惊讶道：“几年前不是送我一本了？”我半开玩笑说：“没关系，现在你的身份不是大学生了，是教师。有空重读一遍，给人生重新定位一下，也给自己补充点儿‘正能量’。”其实，我希望她在教书过程中遇到艰难或不合理的事情时，能看到光亮的一面，并在心中为自己建造一个“神”。
1937年，冯至先生在《给青年诗人的信》的译者后记中深情写下：“当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读到这一小册书信时，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兴奋，禁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为的是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
今天，这个初冬的午后，第N次重读这10封信时，我像穿越时空，遇上了110多年前的里尔克、卡卜斯，也遇上了80多年前的冯至，我们喝茶聊天，我们谈写作，谈职业，谈性与爱，谈寂寞，谈人生，对了，还谈教育，谈春天……
（原载《中国教育报》2021年11月17日第9版）
